1897年，梁启超在《论译书》中说：“处今日之天下，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。”

  

         自鸦片战争，翻译从非主流的“杂学”转变为具有较高学术、政治目的的行为。由此，从西方先进知识开始，各种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宗教、哲学、政治制度，乃至于文学著作，经一批民国翻译家之手，陆续进入中国，以开拓民智。

 

         中国近现代翻译界，经历了从“善译”，到“信、达、雅”，再到“宁信而不顺”等种种理论上的进化和争议。在此种学术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民国翻译家，多数已经谢世，那个以“强国”为翻译宗旨的时代渐行渐远。

 

          我们越来越怀念翻译前辈以及他们翻译的书。前辈们已经将许多世界名著译出，供我辈分享。他们往往学贯中西、才气纵横，以一种魔术般的“通感”，完成文学翻译这一项“不可能的任务”，同时又隐匿于文字幕后，为作者作嫁衣，为读者开路，有着成人之美的君子风范。